第一次看到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是1998年的朵云軒拍場中，一部書有一百九十一冊之多，可謂煌煌巨著，頗為可觀，此書的起拍價是三十萬元，我很想把這部大書搬到我的書房去擺著。預展時，我把此書仔細地翻看了一遍，開本近于西洋書的三十二開，每頁鈐印一枚，每冊書都是原裝，放在兩個大楠木匣內，我的個性是喜歡宏大的東西，缺乏江南男人的精致，部頭越大的書，看著越高興。朵云軒古籍拍賣經理崔爾平老師看到我一直在翻看此書，過來打招呼，問我是否想買此書，我說當然，他小聲地告訴我，此書的底價是三十萬元，有些高于行市，我說自己知道，一部書值與不值，看你怎么衡量，你可以去問女人，花那么多錢買件衣服值嗎？你問到的答案不用我說。
拍賣的當日，崔老師坐在我旁邊，他對我說，此書太貴了，你想要，我有辦法讓你省些錢，你這樣現場就不要舉了，等流拍后，我按照底價給你，你可省去買方傭金。這句話對我有點誘惑力，在那個時候一部印譜賣三十萬，的確不便宜，而那時候的傭金還是10%，這樣一部書省三萬塊錢，我又不是賣藥的，傻子才不想省錢呢，于是，欣然接受。然而，拍到此書時，現場果然無人舉牌，突然有個電話委托舉了一下，我馬上跟崔老師說，有人舉了，不行我要跟著爭，他壓著我的手說，你放心，是公司讓人托一下，做個場面，也增加個成交額。無奈我只能聽他的這種勸告，在現場坐了幾分鐘，但我心里覺得不踏實，不顧崔老師的勸止，徑直跑到提貨處去查看，工作人員告訴我，此書已讓買家付款提貨走了。豈有此理，我聞之大怒，跑進拍賣場中質問崔老師，回來那個情形可能很嚇人，整個場子里的人，包括拍賣師在內，都停了下來，齊刷刷地望著我，我覺得自己那時的形象有點像闖進瓷器店里的大猩猩，這可能是我干過的最失體統的一個舉動。崔老師不知所措，站起身來急速地拉著我的手退到了場外，他說這絕不可能，先到提貨處去問情況，又跑著去找總經理，了解原因，最終的結果是，朵云軒的一位副總跟剛才的那位買主有私交，設計好了這么個小局，讓此人底價買走了此書。當時崔老師也氣得臉色發青，一改他往日的溫文爾雅，跟總經理激烈地爭辯著，并一再向我道歉，但無論怎樣解釋，這部書已經歸他人所有，生氣又有什么用。在我的失書經歷中，沒有比失去此書更讓我生氣的了，如果說失去別的書稱之為痛失，那么失去這部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則可以稱之為氣失。
為了這件事，此后的兩年，我再也不去朵云軒的拍場中去參拍，此后又聽說該書已經到了日本。本來，我還希冀著哪天買主又把這部書拿出來上拍，聽到這個消息，壓在自己心底的這個小希望，瞬間破滅了。此事過了幾年，某次見到劉禹兄時，偶然跟他聊起了這件事，他極力安慰我，說哪天再幫我到日本搞回來一部，我當時就認為他的這個說法只是為了平復我心里的一句安慰話。
那場拍賣的十年之后，劉禹兄果真踐諾，真的從日本征集回來一部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雖然不是同一部書，我聽到這個消息后，也高興不已。我早就知道劉禹跟日本印學界的關系較為熟悉，但這部《十鐘山房印舉》太過有名，以日本人的眼力和那種專注勁兒，很少把真正的好東西回流出來，當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放下了手頭的事，不管不顧地就跑到他們公司去看書。
眼前的這部書跟我夢寐以求的那一部，有不小的差距，十年前的那一部，有一百九十一冊之多，眼前所見，雖然名稱完全相同，然在冊數上少了一大半，僅有五十冊。劉禹兄告訴我，這不是殘書，他給我講解了該書版本的特殊價值，關于這部《十鐘山房印舉》的傳奇故事，之前我也從史料中了解到不少，同治年間，有一位廣東的何先生帶來了一大批廣東紙，他找陳介祺商量，想用這些紙來鈐蓋陳介祺的藏印，之后制成印譜每人分一半，陳介祺同意了這個要求，然而，在鈐蓋的過程中，因為這種廣東紙紙面光滑，印泥鈐蓋上去之后，容易走油，使得鈐出的筆畫變粗，陳介祺認為很影響效果，就停止了這種鈐印，之后自己找人從蘇州地區購買了一批紙，制作了十部，當然用廣東紙鈐蓋的那十部，就都給了那位何先生，以上是《十鐘山房印舉》最初的兩個版本。到了光緒年間，陳介祺又重新擴充數量，鈐蓋出一大批，他將這些散頁運到北京琉璃廠一個遠房親戚家，想請他幫著找人來裝釘，這位遠房親戚是做中藥生意的。正在此時，陳介祺去世了，陳家當然顧不上這些印譜，多年之后，再到藥鋪找這些鈐蓋的印譜時，那家人已經不承認了，據說這家人自己開始排列組合，裝釘出很多冊數不同的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這個版本被稱之為光緒九年小本。這里的小本指的是開本，因為他比同治鈐印本開本要小，故同治本被稱為大本。此書名氣在晚清民國間就已經是藏譜者的尤物，篆刻家陳巨來先生跟趙叔孺初學制印時，趙就讓他臨摩《十鐘山房印舉》。
人都有一種固執的先入為主的印象，比如電視劇《紅樓夢》，第一次播出時，觀眾提出一大堆毛病，多年后又重拍，眾口一詞地又認為重拍的不如第一次的好，尤其演員不好，大家已經認定了寶黛等主要演員的模樣，把這些演員的形象堅定地認為就是原形真正的模樣，即使后來的演員演技再高，也難更替人們的固有印象。我覺得自己對《十鐘山房印舉》也是這樣，其實從價值上講，我知道每一版的印譜都各有千秋，不能比較這一部好過那一部，更不能用數量多寡來決定一部印譜的價值。常識告訴男人們，跟女人不能講理，那同樣也不能跟佞書之人說哪部書更好，當我不想要的時候，我就開始雞蛋里挑骨頭，指出一些牽強的問題，其實理由就有一條，感覺太貴了。五十冊的書估價竟然高達八十五萬至一百萬，而我十年前看到的那部，一百九十一冊，成交價僅三十萬元，雖然說是被人做了局，但當時現場的確沒人舉牌，也就等于說除了我和那位得書者，沒人認可這個價錢。雖然通貨膨脹加貨幣貶值，不能跟十年前相比，但也不能把價格漲得這么離譜，總之，我不能接受它。我問劉禹，有把握以這個價錢把書賣出去嗎？他說沒把握。聽他這句話，我心里暗自高興，十年前的那一幕有可能重演，只是正角和反角調換了個個，同時也希望把悲劇變成喜劇。
我的如意算盤終究還是落空了，該書以九十六萬元被他人拍走，當時劉禹氣我說，讓你買你不買，你看你不買照樣有人要。此后又過了六年，時間到了今天，我因為要寫這篇文章，為此事再次去電劉禹，向他了解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細節，他推脫說時間已經過去這么久了，我有些記不清了，我告訴他別來這套，國家機密還有解密期呢，你的那些秘密也不能永遠保留著，在我的威逼利誘下，于是他告訴了我一些自己未曾聽過的細節。他告訴我該書是日本的大藏家高島菊次郎的舊藏，他早已故去，后來他的藏品逐漸散失出來，劉禹是從大阪的一個藏家書中征集到此書的，他拿到此書后先到天津去找了陳介祺的后人陳繼奎，讓陳確認這是不是當年的同治版，陳先生告訴他這是同治版中見過最好的一部，劉禹很高興，就請陳繼奎先生寫一篇文章來介紹此書。但見面后的幾個月，陳先生就去世了，文章也沒有寫成，所以劉禹當時擔心這部書能不能拍出去，結果在現場被一位上海的女士拍走了，此人舉完牌就離了場，一個月后來付款取書，并且要走了進入中國報關時的所有手續。因為這位女士從未露過面，所以這部書究竟去哪了，就成了謎，劉禹認為有兩種可能，剛開始他認為這位女士的身份證號是上海人，所以他懷疑此書被上海的治印大家韓天衡買去了，但是也從未見韓天衡談起過這種事，于是有了另一種可能，就是因為這位女士索要報關手續，那就有可能這部書從日本征來，現在又重新回到了另一位日本人手中。
劉禹提到的高島菊次郎我對這個名字有些印象，2006年時，上海博物館辦了場中日書法珍品展，其中展品中有幾個殘片，很引起人們的關注，是獨孤本的《蘭亭序》拓本。此本有些故事，元至大三年時，趙孟頫\奉詔從湖前往北京，他的朋友獨孤淳朋來給他送行，并給了他一部宋拓本的《定武蘭亭》，恰好同船前往的吳森也帶有一本《定武蘭亭》，這讓趙孟頫\很高興。在這一個月的船上他仔細研究了這部《蘭亭序》，此拓本中有很多名人的跋語，加上趙孟頫\所書，總計十三跋，這十三跋本的《武蘭亭》，由是成了名本，到了清乾隆年間，這件十三跋，歸了譚組綬。譚去世之后，家中失火，燒毀了這個獨孤本，僅留下這么三頁半的殘片，這個殘片后來也流到了日本，得到者就是這位高島菊次郎，后來，他把這個殘片捐給了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，也就有了后來的展覽，正因如此，我也就記住了他的名字，只是我沒想到，多年過后，他所藏的印譜又出現在我的面前，而我卻沒能把握住，這個天賜良機，又讓它驚鴻一瞥之后再也不見了蹤跡。每當想到這件事，心里就難受。
當今收藏印譜最多的人乃是林彰松先生，幾年前，我到香港時，希望能去拜訪他，經上海的丁小明先生介紹，而見到了林先生，我在他家的確看到了大量的印譜，但我在其家卻沒有看到《十鐘山房印舉》。我問劉禹兄，林先生為什么不買此書，劉禹稱當時的確跟林先生打過招呼，但林先生沒有買，他也覺得很是奇怪。其實我也喜歡收藏印譜，但它只是我的藏書門類之一，在數量上，我不到林先生藏量的十分之一，他的專一執著讓我慚愧，我的藏書體系太過博雜，看到林先生所藏印譜時，我想到的第一句話是《大禹謨》中的“唯精唯一”。